我忽然想起许鞍华导演的《半生缘》,不是因为影片特别出彩,也不是由于它改编自张爱玲的《十八春》,而是为了电影的最后一幕,当一切已回不去时,镜头却跳回18年前那一夜,沈世均殷切提着手电筒,孤弱的光线在林子间焦虑闪烁,剪出林木笔直的黑影仿佛是牢笼,最后他如愿找到了顾曼桢落下的一只红手套,两人当年就这样开始了,影片就这样结束。

这一幕,是时间最佳的注脚。开始与结束交接于刹那间,那是女导演对女作家的会心解读:无论是《半生缘》抑或《十八春》,原来都只是时间的概念。说穿了,自古多少文学创作,哪个不是在梳理着时间,梳理着你我在时间的密林里,注定的无力感?无力挽留美好青葱光景的悲情,在飨宴正酣时早已酝酿的离散悲凉,在华灯初上时早已埋下的凄清沧桑。

但这一份无力感,是不属于孩童的。只有小孩是时间的局外人,懵懂而又清醒地恣意奔跳着。我们都以为我们都懂得时间,然又有谁能说明时间的确切定义?从小我对时间只有两个概念,其一就是时钟上的数字,学着读懂指针与数字背后的抽象关系,在那一圈又一圈慢跑的轮回中,学会捆绑生命;其二就是光阴寸金,容不得半点挥霍,在观念中种下愧疚的种籽,一旦懈怠散漫,愧疚就会抽根拔牙,让人逐渐窒息。

回英之前,在书城的中文童书专卖店买了韩国绘本《四点半》。那是韩国儿童文学之父尹石重的童诗,配上李昤庚憨拙质朴的水墨插图。妈妈要小姐姐到杂货店问时间。店家伯伯说:四点半。小姐姐嘴里重复默念“四点半”,心却随着一行行的蚂蚁、蜻蜓、鹌鹑溜达得老远老远。直到天都黑了,小姐姐见到妈妈,并没忘记时间还是“四点半”。我之所以喜欢《四点半》,因为作者不急切于及早对小孩解释时间,而是反过来向成人描绘,作为时间局外人的那一份懵懂而清醒的快乐。《四点半》其实更适合成人细细玩味。

父亲过世多年后某天,母亲接到一通电话,是父亲的旧交,久没联络忽念起老友,来电叙旧,奈何却晚了好几年。我一直记得这段小插曲,因为父亲在友人心中,无端多活了几年,若非一通电话,或许还会继续活着。为什么非要跟时间赛跑,却又要无力败下阵来?外甥女小时候,有一回过完年满心不舍,对我说:年只过了一点点而已。是啊,就让时间一点一点地过,又有何不可?

我好想知道,那多出来的几年时间,父亲在友人心中是怎么活的?我希望是,正在某处喝着啤酒,看着足球,在阳光下慢慢散着步,等着和老朋友不期而遇,然后谈谈天气叙叙旧,把生前来不及赶上的时间一点一点消磨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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